“新工人文学”的当下审视与未来展望

       文/周思明（广东）

       我的理解，“新工人文学”的前身，是“打工文学”，乃至十七年的“工人文学”。如果说，“工人文学”着力表现翻身做主人的工人阶级对新中国工业建设的热情与贡献；“打工文学”彰显了打工群体在现代都市中的存在困境与精神诉求，那“新工人文学”则抒写者新时代底层一线工人群体的现实存在面目和精神状态。既是 “新工人文学”，顾名思义，必有其“新”义所在，比如，“新工人文学”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张新鲜而独特的文化名片，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并对当代中国文学整体格局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结构性、本质性的影响，等等。具体说，“新工人文学”的“新”，体现在以下几个特性上。

       接地气的草根写作

       所谓接地气，即在场性 (Anwesenheit)。在场性概念，源自德语哲学体系，按照康德的观点，是“物自体”的直接呈现，即面向事物本身，凸显经验的直接性、敞开性和无遮蔽性。“新工人文学”具备了这一特征。“新工人文学”突出体现了工人作家“自写自”的特点，写作者以第一手资料真实反映外来工在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大背景下，从乡镇走向城市、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历史潮流与砥砺奋斗历程，抒发打工者的心理现实，表现底层群体的精神诉求，并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国文学现象”。

       “新工人文学”是一种具备了在地性、在场性的文学样式，它为日趋矫揉造作、凝滞沉闷的主流文学注入丰富的话语资源和新鲜血液，并以自己粗砺、蛮野、原生态的言说方式，凸显出一种鲶鱼效应，在当代中国文学园地中特立独行、迎风怒放。以深圳为例，“新工人文学”的在场性，是以1984年《特区文学》发表打工者林坚的《深夜，海边有一个人》为小说文本来呈现的。林坚、张伟明、安子、黄秀萍等第一代打工作家群破土而出，崭露头角。林坚、张伟明、黄秀萍等人以小说《无所适从》、《我是打工仔》、《青春之旅》、《无所适从》、《别人的城市》《下一站》、《我们INT》等在场写作文本，向文坛发出打工者在“别人的城市”里所遭遇的苦难、憋屈、不满与奋争的声音。安子的自传体纪实文学作品《青春驿站》，因作者身份、写作场域和写作时间等在场性因素，使得她的作品甫在各大媒体露面便显引起底层打工群体乃至更多读者的关注，并迅速蔓延到全国，成为亿万打工者争相阅读和口口相传的“新工人文学””模本和自强奋斗的样板。

       王十月笔下的新工人形象,彰显了一种在场主义精神，他的作品宣泄了打工者情绪和意欲改变自身困境的心理状态。其长篇小说《烦躁不安》、《31区》以及《国家订单》等多部中短篇小说,确立了王十月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他栖身于深圳宝安31区,以强烈的批判意识和现实主义精神，给贫血的主流文坛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读王十月小说，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他笔下的人物痛苦与其说来自物质的贫困，毋宁说是来自精神的压抑，诸如身份命名的歧视、城市霸权的挤迫等等。打工作家戴斌的长篇小说《我长得这么丑，我容易吗》等作品，以诙谐幽默笔调写边缘性小人物，活画出底层小人物的灵肉与声色，以及他们野草般边缘生存状态。戴斌是个在场的严肃的”“新工人文学””作家，但他的小说往往以幽默、滑稽、搞笑的方式出之，令读者在嬉笑怒骂中体验到阅读的快感和对生活对底层的思考。作家真实地将城市底层生活的原生态描摹出来，粗糙得如岩石一般。戴斌在小说中将一些原本就是他亲朋好友、哥们姐们、工友同事那些不可言状、无可奈何的尴尬生活，以诙谐幽默的调侃性语言加以表述，让人们在其文本的阅读中洞悉挣扎在深圳最底层的小人物的苦乐人生。诙谐幽默似乎成了戴斌小说的标配，读者在发笑之后往往会为小说中那些青葱男女们发出一声叹息，流两行眼泪，进而体会到他的打工小说的思想和审美等多重价值。戴斌的打工小说是那种“流泪的微笑”型作品，值得评论界和普通读者关注。郭建勋的长篇小说《打工》讲述不同身份背景的来深打工者，从改革开放初期至新世纪第一个10年间的命运变化，反映特区经济社会的巨大建设成就。作品故事生动，人物鲜活，颇具深圳底层生活气息。电影《天堂凹》便是根据郭建勋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

       凸显主体性的工人阶级写作

       所谓主人翁意识，某种意义上，就是写作者的主体性，是指人作为社会实践主体所表现出的能力、作用、见解及地位，即人的自主性主观能动作用、趋于一定目的的实践活动。“新工人文学”作为中国“改开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的当代价值体现。“新工人文学””突出地体现了“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这一经典论断精神，具有鲜明强烈的主体性。宝安”“新工人文学”在思想交锋和文学实践的双向互动中，呈现了“真正的人民”创造历史的政治理念，奠定了“人民主体”的基石。”“新工人文学”以文学的名义，实践着马克思的“历史事实”与“发展过程”相结合的思想，生动体现历史的现实主体从“有教养的少数人”向“真正的人民”发展转变的基本形态，有力地揭示了“人民主体”实践生成的内在逻辑。”“新工人文学””以生动细腻的打工者形象塑造与底层命运故事书写昭告人们：作为国家主体的底层民众，是历史创造的主要力量，是现代都市经济建设实践的主体，是推动深圳乃至国家前途命运车轮滚滚向前的强大动能。

       “新工人文学”的主人翁意识即主体性，体现在郭建勋的“打工文学”写作上。他的创作灵感，源自他的丰富打工生活阅历。他的长篇小说《打工》及改编电影《天堂凹》就是最好见证。陈再见是第三代打工作家的代表。其中篇小说《街的下面是河流》写卢大勇儿子卢爱军到父亲几十年前打工的深圳，在一小工厂巧遇他的姐姐黄经理，被其提拔为经理助理，后发生车祸，黄经理当场死亡。小说写得精细，草蛇灰线，针脚绵密。陈再见爱用通俗故事来探讨复杂人性，从身小人物、小故事切入，反映我们的时代社会那些人们习焉不察的痼疾。“君子作歌，维以告哀”。陈再见的小说文本，不是体制内作家们那种以旁观者的姿态在叙说“他者”的内心痛苦与命运的悲哀，他是以在地的、在场的主体自我视角，站在底层的立场，描述他所亲身经历过的挣扎与疼痛，并追问形成这一切的社会。制度、文化等多个层面上的深层内因。可以说，这是陈再见超越他同时代、同身份的青年作家的地方。我想，也是他的小说近年来频频被大刊编辑看重的奥秘所在。陈再见的“新工人文学”写作，用刘安评价《离骚》的话说，“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

       打工作家黄秀萍的中篇小说《江南雪》，是作者隐退文坛20多年后的一部新作。小说揭橥上世纪90年代初“血汗工厂”对三个打工妹的压榨与盘剥，以及她们自我觉醒与挣扎的故事。一直以来，身份使然，黄秀萍对底层“失败者”的故事十分关注。《江南雪》围绕主人公的失败展开故事，其中写到女主连高考资格都没有的悲哀。重男轻女的父亲只想为儿子讨媳妇，哪里关心女儿在深圳大冬天里洗冷水澡、通宵达旦的加班、喝味精粥和接受联防队员的刁难盘查等等苦难。如此辛酸悲苦的打工生活，外人是难以体会的，唯有亲身经历过的打工者，才能体会个中滋味，也只有在打工现场的写作者，才能写出反映女性“新工人”主体性觉醒的作品。围绕“底层意识的自主性”并结合打工作家的伦理职责，“新工人文学”的“底层意识”、“底层启蒙”等命题，其实都是“主体性”的表现。比如，近些年宝安”“新工人文学””出现的打工者的灵魂如何安放的精神层面的书写，以及对城市自然美、社会美和人性美的塑造，就颇值得关注。

       戴斌的长篇小说《我长得这么丑，我容易吗》等作品，也凸显出浓厚的主人翁意识，他的小说，以诙谐幽默笔调写边缘性小人物，活画出底层小人物的灵肉与声色，以及他们野草般边缘生存状态。戴斌是个在场的严肃的”“新工人文学””作家，但他的小说往往以幽默、滑稽、搞笑的方式出之，令读者在嬉笑怒骂中体验到阅读的快感和对生活对底层的思考。作家真实地将城市底层生活的原生态描摹出来，粗糙得如岩石一般。戴斌在小说中将一些原本就是他亲朋好友、哥们姐们、工友同事那些不可言状、无可奈何的尴尬生活，以诙谐幽默的调侃性语言加以表述，让人们在其文本的阅读中洞悉挣扎在深圳最底层的小人物的苦乐人生。诙谐幽默似乎成了戴斌小说的标配，读者在发笑之后往往会为小说中那些青葱男女们发出一声叹息，流两行眼泪，进而体会到他的打工小说的思想和审美等多重价值。戴斌的打工小说是那种“流泪的微笑”型作品，值得评论界和普通读者关注。

       彰显出先锋性的一线劳动者写作

       先锋性是创造性、现代性的呈现，是与传统性相对的概念，是凸显探索性的以自由民主平等政治为核心的价值理念。“新工人文学”是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拓展于21世纪新时代的中国经济文化、体制文化、社会文化转型过程的活标本，是凸显中国城市新工业、新人文、新历史、新美学的先锋文学写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工人文学”显示了突出的现代性。不独在内涵上，形式上，“新工人文学”也具有探索性、先锋性。比如深圳萧相风的作品《词典：南方工业生活》《深南大道》、《白斑马》等，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创作手法，包括精神层面上的与技巧层面上的，有着或隐或显的仿效、移植、吸收和转化。郭金牛的诗歌《纸上还乡》等诗歌，向读者敞开了一个凸显现代性草根世界。就其美学形态而言，灵动的语感、跳荡的节奏，举重若轻，似轻实重，贴近心灵的颤动，丝丝缕缕挑开挤压成块的凝重感受，令每个读诗的人都能通过他的诗作体验到诗歌写作现代性的气息。

       陈再见是深圳也是当代文坛第三代打工作家的代表。其中篇小说《街的下面是河流》写卢大勇儿子卢爱军到父亲几十年前打工的深圳，在一小工厂巧遇他的姐姐黄经理，被其提拔为经理助理，后发生车祸，黄经理当场死亡。小说写得精细，草蛇灰线，针脚绵密。陈再见爱用通俗故事来探讨复杂人性，从身小人物、小故事切入，反映我们的时代社会那些人们习焉不察的痼疾。“君子作歌，维以告哀”。陈再见的小说文本，不是体制内作家们那种以旁观者的姿态在叙说“他者”的内心痛苦与命运的悲哀，他是以在地的、在场的主体自我视角，站在底层的立场，描述他所亲身经历过的挣扎与疼痛，并追问形成这一切的社会。制度、文化等多个层面上的深层内因。可以说，这是陈再见超越他同时代、同身份的青年作家的地方。我想，也是他的小说近年来频频被大刊编辑看重的奥秘所在。陈再见的“底层文学”、“““新工人文学”””写作，用刘安评价《离骚》的话说，“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

       曾在富士康打工的诗人许立志，其诗作的现代性，体现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上：“一颗螺丝掉在地上/在这个加班的夜晚/垂直降落，轻轻一响/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像在此之前/某个相同的夜晚/有个人掉在地上”。阿北的长篇小说《易翔的王国》的现代性，表现在内容与方法的复调探索，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之作。说它现实，是指其作为一部80后奋斗史的真实书写；说它浪漫，是指作者将浪漫爱情巧妙地揉进了青春奋斗历史。郭海鸿的长篇小说《银质青春》，讲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李大和、何在江、肖向利等为代表的年轻人在深圳打拼的故事，是一群人和一个城市共同经历的青春史志。其中不乏耸动人心的历史事件穿插，诸如香港回归、金融风暴等的逼真描述。《银质青春》中，隐藏着读者看不见的“我”或“我们”。在这个商业语境包围的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在其中的打工者们，不放弃自己的追求，相互间坦诚相待、彼此提携，日子虽然过得艰难竭蹶，却不失体面和尊严。最重要的是，他们用情谊相互链接，用热血相互取暖，捍卫着彼此的自尊和自爱。正因如此，《银质青春》展现在读者视野中的，也是一个追求人的尊严与自由的现代性的深圳打工人青春岁月画卷。

       “新工人文学”的理性透析与未来展望

       与初始阶段“打工文学”的粗粝、狂野相比，“新工人文学”的气势不够强劲，尤其匮乏其发轫时期那种蛮野和不羁的品格。恕我直言，现在的“新工人文学”，出现了两极走向，一极是媚雅，即追求“高尚”和时尚，或迎合所谓“阳光写作”，自行、有意、人为消解现实苦难、内心挣扎、存在困惑；或为了自我提升而往“深沉”、“高雅”里写，把“新工人文学”写出了“知识分子写作”的味道，以求早日告别“底层”，跻身社会文化的“上层”，似乎这样写才算是实现了“转型”与“升级”，“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另一极是媚俗，即滑向世俗的泥淖，比如把“打工人”写得低俗、猥琐、肮脏，缺失道德水准，没有伦理自律，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就像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里的秉昆们，动辄拳脚相加，动辄肉体伤害甚至戕害性命；或者为了活着不惜跌破做人底线、出卖人的灵魂。写作者在浮躁焦虑心态下创作的一些“新工人文学”作品，往往有数量、缺质量，有故事、无人物，有人物、无个性，有个性、无思想，罹患的是灵魂缺失、精神贫血、思想苍白的病症。

       不少“新工人文学”作品，不致力于典型的塑造，艺术的提升，人性的开掘，也不重视真实反映一线劳动者或打工者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一些作品在刻画人物生活时，以展示人性的琐鄙、乖戾为能事，为“人性深刻”的标志，对凸现人性光辉、思想力量和艺术精湛的创作匮乏能力。有的作者沉迷于“传奇性”书写，以满足读者的窥视、猎奇心理；有的作品止步于道德批判，以二元对立模式处置文本；有的作家依然停留在“苦难书写”、“欲望叙事”、“愤世渲染”的境界，将小说写成比酷、比惨、比俗、比恶的“虐情戏”；更有一些作品，呈现出一种让人感到很不舒服的沉重的灰暗色调，看不到向上、向善、昂扬的大气象，感受不到作品中的人性温暖与民性进步。

       “新工人文学”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保持原有的激情和粗砺，如何突破自我各种局限，如何实现情感、人性、故事的结合与升华，努力跳出由“未完成的现代性”带来的焦虑之陷阱，进而抉发出“新工人文学”的人文底蕴和艺术光泽。作家们要努力克服处理人物、故事、观念、思想的简单化、道德化、脸谱化，需要把人性的关怀、“善”的观念与“爱”的情感结合起来，对社会各阶层的精神与人性问题的挖掘也有待进一步的深入。从事底层写作的作家们需要把历史责任感与时代意识展示得更鲜明、更强烈、更突出，尤其是如何通过现代社会人生苦难的书写呈现普世性的人文情怀，如何成功地传达作品对底层个体生存的人文关怀等，都是亟待深入探究的新课题。“新工人文学”不只是一个悲苦和愤懑的故事，应该也可以具有丰富多元的精神内涵。作家如何面对变化了的新时代、新形势、新情况，如何独立思考并作出自己新的选择，展现现代都市生活中斑驳的人性投影，写出视野宽广、内涵丰富、精神世界更加复杂多元的“新工人文学”作品，需要作家们集体反思。紧跟时代步伐，赓续优良传统，持续探索创作技巧，挖掘地域特色，强化审美体验，焕发新的创作活力。

       当下中国，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变局，广阔而无垠的现实，蕴含着“新工人文学”创作的更多可能。“新工人文学”要有所作为，有所突破，需要不断刷新自我，从狭窄的视野突围出来，去拥抱精彩广博的外部世界。要在内容的拓展、思想的开新、艺术的提升上多下功夫。一只眼瞄准有意味的典型人物与真实的现实生活，一只眼穿透复杂历史去俯瞰广阔大地，双眼视域最终合成对世界、对时代的“总体性”表达。要认清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塑造具有时代意义、历史意义、典型意义的“新工人”形象，通过对充满人格魅力的底层劳动者人物的塑造，通过对现代化工业建设生活的“外化现实”与“内化现实”的双重审视，描绘出变革时期城市底层新工人或打工者群体的精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