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性命之托”

       ■ 王厚明（浙江）

       1964年，病榻之上的陈寅恪已经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那些倾注了一生心血但一直未整理出版的著作。当年，自己的好友王国维投湖自沉前曾写下遗书将生前书籍托自己处理。如今，自己又能托付于谁呢？

       陈寅恪首先想到的是蒋天枢。蒋天枢，字秉南，是陈寅恪先生早年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时的学生。1949年以后，十余年间师生二人只见过两次面。这十余年间，陈寅恪目睹和经历了太多昔日亲密无间的师友亲朋一夜之间反目为仇的事例，但他信赖晚年只有两面之缘的蒋天枢。

       缘何信赖蒋天枢？因为，蒋天枢尊师已经到了一种近乎偏执的地步。哪怕对自己入学前就已自沉的王国维也严执弟子礼，同行或学生谈论王国维，也会引起他的侧目。在他看来，说“王国维先生”已经大不敬了，何况直呼其名；而他始终恪守旧例，开口闭口“静安先生”。

       对于恩师陈寅恪更是如此。1958年，蒋天枢在其《履历表》“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写道：“陈寅恪，69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在当年，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权威的政治运动正如火如荼，蒋天枢在这种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社会关系”中，丝毫不掩饰对陈寅恪先生的敬重之情。蒋天枢如此尊师重道，忠诚执义，不免为陈寅恪所倚重。

       1964年农历5月17日是陈寅恪先生75岁诞辰，蒋天枢专程赴广州为老师祝寿。病榻上陈寅恪将自己的著作全权交给蒋天枢整理出版。当时，已目盲的陈寅恪与他谈话，蒋天枢就一直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床边听着，几个钟头始终没有坐下，而他也已年过花甲。

       陈寅恪显然对其甚为珍视的著述终得可托之人感到欣慰，因此特意在蒋天枢辞行前赋诗三首、撰序一篇为赠。即著名的《赠蒋秉南序》，其中诗云：“音候殷勤念及门，远来问疾感相存。”“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

       如果说陈寅恪是中国文化的托命人，那么蒋天枢则是陈寅恪的托命人。对于老师的这一“性命之托”，蒋天枢感受到沉甸甸的责任。正如其接受采访时曾说过：“编辑出版陈先生的文集，不仅是从师生之谊、身后之托考虑的。老师的学术成就，是一笔优秀的文化遗产，不能让其自生自灭。”  

       1966年9月初，红卫兵以取缔“四旧”为名，逼迫蒋天枢交出有关书籍文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蒋天枢交出丁一批“四旧”书籍以及数十张心爱的京剧唱片，但是对于陈寅恪托付的著作文稿，他则视若性命，妥为收藏。

       1968年8月，蒋天枢因患大病住进长海医院。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在病痛之中离世，尽快整理出版《陈寅恪文集》，遂成为蒋天枢的一块心病。在1973年，还在“文革”期间，甚至陈寅恪的名字都不允许正面提及，但已是古稀大病初愈的蒋天枢，拖着病体开始搜集整理陈寅恪遗著。当时家人考虑到他的身体健康及外界形势，劝他暂时不要做此事，蒋天枢执意不从。

       可贵的是，蒋天枢甘当嫁衣、无私为人的谦谦君子之风令人感叹。早在陈寅格撰写《柳如是别传》的过程中，蒋天枢就为其抄录资料，更是对抄录的资料做了不少的考证工作。至1970年代末，蒋天枢在整理一本有残缺的陈寅恪诗稿时，诗稿经过浩劫，收集未全，亦多毁损。他找到了钱锺书，请钱锺书帮助校订补缺。钱锺书非常重视，每补一字，都反复斟酌，力求保其本真。同一时期，蒋天枢还请钱为自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指正阙失”。

       蒋天枢没有辜负老师陈寅恪的重托。他集十余年之功，全力校订编辑陈寅恪遗稿，终于在1981年出版了300余万言的《陈寅恪文集》，编撰出版了《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公垂学林。而这位近耄耋之年的复旦大学教授，却拒绝在成集后的书上署名，他本人许多著作在“文革”时也被抄走，自己的文稿则一篇都没来得及整理。

       “四人帮”粉碎时，古籍出版社要蒋天枢帮忙编纂陈寅恪的文选，事后给了蒋天枢1000多元作为对蒋天枢的稿费。当时蒋天枢先生在学校的工资是200元一个月。1000多元相当于近半年的收入。对于这笔当时已是巨额的稿费，蒋天枢分文未收，全部退还。理由是：学生替老师编书，怎能收钱呢？到了上世纪80年代，陈寅恪重为世人所热捧“走红”，很多人出来自称是陈先生的弟子，蒋天枢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也从来没有借陈寅恪以自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