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钱买平板,进入最“智慧”的班

       2022年7月,云南普洱市一位家长通过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反映,当地一所学校以是否购买平板电脑为依据划分“智慧班”和“传统班”,想要进入“智慧班”的学生需要花5800元购买平板电脑。经当地政府核查,从2020年开始,学校一直在推行这套分班制度。


       “平板分班”不是一个新鲜话题。过去几年,浙江、安徽、山西等地多所学校都因此被国务院督查组点名批评过。2020年至今,督查组连续三年强调,严禁以分班为名强制学生购买平板。


       但即使有严厉的要求,根据今年9月教育部网站的通告,近期依然有学校打着“自愿”的幌子,设立“智慧班”“未来班”,要求学生购买平板电脑及学习软件。通告中提到,有的学校甚至为相关企业“搭台唱戏”推介学习软件。在官方文件里,学校的这种行为被认定为增加了学生家庭经济负担,影响教育公平,社会影响恶劣。


       在接受北青深一度采访时,重庆的一位家长对“平板分班”有很多怨言,但她还是花6800元给孩子报了名,因为学校承诺,平板班会配置更好的教师资源。让她更加不满的是,在之后的三年里,平板电脑只在公开课上使用过三次。


       接受采访的多位家长,都提到了类似的问题,他们花大价钱买来的平板电脑,最后往往只体现出了看课件、交作业这些简单的功能。平板电脑在教育中的应用,对硬件和观念都有着很高的要求,这是很多学校并不具备的。


       “平板分班”的热潮之下,学校该以何种方式引进这种电子设备,又该如何发挥它在教育中的意义,这是一个仍待思考和修正的问题。


       进入平板班

       想进入平板班,钱是很重要的门槛。四川绵阳的徐文在高一分班时执意要去平板班,收费三千元,父母尽管不愿意,还是支持了她的决定。


       她就读的这所学校“曾经是重点高中,现在没落了”。分班时,老师介绍,平板班的教育水平、环境氛围相比普通班会更好,有了平板,老师可以通过大数据更好地掌握学生情况,因材施教。徐文被这一点打动了。


       购买平板之后她才知道,每学期要另交软件使用费,三年总计七千元。徐文有种“被忽悠”的感觉,而且平板班的数量没有设限,全年级31个班,最后有了12个平板班。


       浙江一所公立初中只设置了两个平板班,师资力量和全校成绩最好的两个“创新班”相当。想进“创新班”,需要考到年级前90名。而进入平板班,只需要花五千多元购买平板电脑,每学期再交几百元的软件使用费,即便成绩垫底,也可以拥有和年级前90名同样的师资。


       当平板分班关系到教育资源,学生和家长很难有更多选择。在广西梧州读高中的赵盼,到现在还很后悔,2020年入学时,因为家里条件困难,负担不起6000元费用,没有报名平板班。她后来才知道,平板是进入重点班的前提。买了平板的人才能按照成绩排名,有机会被分到重点班,以她的成绩如果买了平板,刚好可以进入。


       另外一些学校虽然没有以平板为依据分班,却要求所有学生统一购买。2022年秋季入学报到时,广东一名高一新生收到通知,学校要搭建“智慧教育平台”。配套的学习工具需要学生自费购买,包括880元的平板电脑、600元的智能数码笔以及5500元的软件服务费,总计6980元。学校的建议是,“全体购买”。


       有家长提出,收费太贵,想要分期付款,或者以“出租”的形式使用,学生毕业时再把平板返还。但这两种方案都被否决了,相关负责人给出了另外一种选择:若超过90%家长不同意购买,就不用平板。但依然要先交钱,统计后再退费。


       “哪一个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差?肯定会先付款的”,这位高中生觉得,90%的限定没有意义。名义上是家长们自愿签字购买,但实际还是“半强制的”。


       在采访中,很多家长都对自费购买平板设备有意见,但他们更怕“耽误孩子”。张亮是一名初中生的家长,他在矿上工作,爱人专职带孩子,家里欠着20多万外债。但他还是借了5000元网贷给孩子买了平板,他说得很直白,“如果其他孩子都买,自己孩子没有,怕他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平板设备大范围出现在教育系统,始自2016年左右,随着《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出台,全国各地的教育信息化改革逐渐开始。2019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指出,要建设智能化校园,统筹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


       但教育部也对类似电子设备的收费有明确规定。2020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指出,学校不得强制或者暗示学生及家长购买指定的教辅软件或资料。另一份《关于引导规范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有序健康发展的意见》的文件也提出,作为教学、管理工具要求统一使用的教育移动应用,学校不得向学生及家长收取任何费用。


       从2020年开始,多所学校因为借“智慧课堂”“教育信息化”的名义,推荐家长买指定品牌的平板电脑,遭到了国务院督查组的严厉通告批评。


       “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这套东西肯定不能向学生收费”,但一位老师解释,有的学校可能确实没办法,各地区财政状况不同。学校申请不到对应的项目经费,但又要发展教育信息化,只能转嫁到学生家长身上。


       比如在广西,小学语文老师彭雪娇说,平板教学是区政府主推的项目,每个学校都很重视。教育局明确要求不准向学生收取设备费用,所以学校并不统一购买平板,由家长自备。但受制于经费,学校还是要求每个学生,每年给软件公司交600元的使用服务费。


       三年用了三次

       2020年,疫情来了,孩子不得不居家上网课时,张亮发现,这台全家最贵的电子设备没有前置摄像头,不能与老师互动,连无线网也很卡。他又花2600元买了一台iPad。


       河南一位高中生抱怨,他的平板也“质量糟糕”。花3500元买的平板,内存只有16G,“非常非常卡”,点开30几兆的文件要等几分钟。他的平板摔过一次后无法开机,学校负责维修的人说主板坏了,维修600元,还要另外付30元运费寄到厂家。而校外维修店的人告诉他,“这都是该扔的平板,600元能重买一个。”


       赵盼的平板还配备了一根智能笔,但“太难用了,没人用”。她说,系统里有课堂实录,但内容不完整,画质很差。想看视频课又需要耳机,学校却不允许学生在自习课使用耳机。最终,平板的功能仅仅停留在看课件以及课后拍照提交作业。


       在重庆,李梅在给上小学的儿子报名平板班后,就有种“被骗了的感觉”:市值300元的平板,因为加上了软件使用费,要一次交纳6800元;学校答应配备最优秀的师资,开始是一名全国优秀教师当班主任,在二年级时也被调换......最重要的是,李梅一直不明白,平板设备在教学起到的作用是什么,“为了保护视力,学校每年都倡议家长少给孩子用电子产品,那平板算什么?”


       买平板时,老师说,包括上课内容、师生互动、课后作业,都会在平板上完成。但是,三年过去,平板只在公开课上使用过三次。语文老师偶尔会在平板上布置阅读作业,但家长们为了方便,都选择在手机上下载app完成。李梅觉得,数码科技发展迅速,无论是平板还是所谓软件,“三年前的配置,早就跟不上时代了。”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很多非重点学校更热衷于引进平板教学,但受自身条件所限,配套的设施和教学理念没有跟上,设备沦为“摆设”。有的学校一层楼只有一个WiFi,六个班级,300多人同时用平板时,就会有一个班的学生无法连网。


       曾经在一家教育信息化公司担任培训讲师的郑欣怡说,一些新建学校或是比较偏远的学校的确更愿意尝试平板教学,想以此扩大知名度,作为特色招生。但对企业来说,一项对公业务,产品的设计很多时候并不能完全从用户体验出发,而是要充分考虑领导层面的需求和招投标要求,很难做到产品上的极致。


       以郑欣怡的从业经历,一些大品牌通常自上而下推广,“他们会直接搞定大领导,不仅仅是教育局,甚至可能找到政府方面的领导,然后直接做区县统筹采购,再安排到各个学校”。小品牌更多靠代理推广的模式,比如到学校开家长会,根据家长的购买情况办班,或者跟学校谈好合作,一个年级设立几个平板班,学生缴费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