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从李文亮逝世，看疫情折射出中国究竟缺什么?
文/《华夏早报》首席评论员 董哲
说真话的李文亮逝世了，永远闭上了他那张爱说真话的嘴。
我们熟识李文亮，是因为他作为最早被武汉方面公布的8名疫情”造谣者“之一；我们铭记李文亮，是因为他是波及全国的特大疫情的第一“吹哨人”。
为人的良知和医者的仁心，让他说出了曾被视作“谣言”的真话；肆虐的病毒和万恶的病魔，却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此时此刻，说了真话被“训诫”的李文亮，又让我们想起了2018年因为说真话而遭遇牢狱之灾的广州医生谭秦东，还有清朝末年那位说了真话却未得善终的谏臣郭嵩焘。
时代发展到今天，人们不禁要问：我亲爱的祖国，你究竟是哪里病了？
先来说一个自然界的现象。遇到危险时，鸟儿会突然振翅或发出尖锐的叫声，给同伴报警，喊众鸟一起飞离；猴子会发出跟平时不一样的声音，喊同伴快跑。这是亿万年演化出来的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本能，是维持种群生存的重要天性之一。
而且，能发出警报的动物往往是族群中的优秀者。猴子发现危险，不会先汇报给猴头和逐级上报到猴王，研究论证：这次来的究竟是狮子、豹子还是老虎，是公还是母，我们要不要上树，确定好了再下达逃跑命令，因为来不及。
发警报的猴子就算哪次看错了：把山猫看成了豹子，也不会受罚，更不会发生一猴错报受罚，万猴点赞的蠢事。
在人间，因客观规律使然，在真相未显露之前，普通人的呐喊也是一种本能。但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类有时候比动物还要蠢。因为“吹哨人”每每一张口，不仅是微信被屏蔽、微博被封号，就是被“辟谣”，被公安训诫，面临牢狱之灾，甚至献出生命。
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是不是真的病了？
其实，环境没有生病，病的是人。社会上敢讲真话、实话的人少了，国家和社会自然就“病了”。
就像早期的新冠肺炎疫情，本来是一场可以控制的“小病”，却被那些不让说真话的人“导演”成了一场举世人祸。
鲁迅先生说：“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大难当头，中国从来不缺冷眼旁观者和“事后诸葛亮”，缺的是事前敢讲真话的人，事中实事求是的人，事后直视问题的人。
很多时候，当灾难和危险来临时，那些“沉睡者”和“装睡者”们，不仅自己心里“揣着明白装糊涂”不说，还把吹警哨的人称为“乌鸦嘴”。不是被“喝止”被封口，就是被惩罚，因为他们不喜欢预示危险的人，嫌弃警哨声太刺耳！
当“吹哨”的人不在了，人间才会猛醒，人间实际上是缺少有能力和愿意吹警哨的人的。有能力吹警哨、敢于在关键时刻向社会揭示真相的人，才是人间的“宝贝”，中国的脊梁。
当曾经的“谣言”变成如今的真相，某些部门不为当初的“辟谣”感到羞愧吗？若能拿辟谣的积极性去追求事实的真相，也不会有今天“八人封口九州闭户”的残酷现状。
这就是血的教训，不要逼得我们以后宁愿选择相信所谓的“谣言”，而去怀疑所谓的“辟谣”！
我们曾经害怕真相的代价，随着李文亮和数百条生命的逝去，现在最想问：“谎言的代价是什么?”也难怪李文亮去世后，数亿网民出离愤怒了。有的人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能说些什么。”有的人干脆直接诅咒：“有些人应该活着却死了，有些人该死却活着。”
李文亮虽然付出了生命，但也没法阻止灾难。让人愤怒的是，除了可恶的病毒和病魔 ，李文亮也是死于一场人心的瘟疫，一场本来可以及时阻止的瘟疫。
让人愤怒的还有，“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
其实，嗟叹、哀伤、愤怒、绝望都不是这个时节需要的情感，冷静问责才是此刻应有的表达。把所有无能、无德的人赶出官场，把所有渎职、犯罪的人送进监狱，把所有杀人、害命的人送上刑场！这才是每一位有良知的人该做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一分一毫算个清清楚楚，世世代代引以为鉴！如此，英雄陨落又何妨？！死社稷而泽被后世矣！
在愤怒之余，我们更应该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个说了实话真话的人却遭到制裁、被某些部门的官员打压？以后出现类似重大问题还有人敢于站起来说话吗？待到风平浪静时，我们该不该反思谁之过？那些人模狗样的瞒报者坐在发言席上向公众通报疫情可控的人，该不该下地狱？那些置亿万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于不顾、一心却想着“钻研”和发表论文的所谓专家院士们，良心上会不会受到谴责？
这个社会的悲剧在于，掌握大众风向主导权的体制工作者中，明哲保身的人比追求真相的人多得多。
面对当前疫情态势和李文亮等八百多条鲜活生命的逝去，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最初这所谓的谣言被那些“官老爷”们重视起来，哪会有今天全国性的灾难？哪有那么多人被病痛折磨？哪有那么多失去亲人的痛？哪有那么多人被隔离惶惶不可终日？哪有那么多人有家不能回、日夜奋战在前线？
我们的祖国为此次灾难要承受多么大的经济损失？这个过谁来承担？李文亮走了，他走得可安心？谁来还他一个公道？那些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的官老爷儿，你们不该深思吗？！
而最大的悲哀是，即使到了现在广大民众也不敢表达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有人泣泪磋叹：“其实李文亮并不是英雄。面对警察的时候，他很害怕，担心影响前途，承认自己是‘造谣’，写下了‘明白’两个字。如果疫情没有爆发，他也不会再多说一个字！其实他也没有向公众大喊危险，只是偷偷告诉他的校友和亲朋，让他们小心。但为什么我们都伤心？因为这就是我们自己呀！我们面对强权会屈服，害怕警察找上门。不想做什么英雄，却总希望能保护身边的人，这才是最让人心痛的地方。”
网上曾有这样一个段子：小明：“如果我能穿越到一个多月前，一定能拯救这场灾难。”老师：“不。你会成为第九个造谣者！”现实中，这真不是一个段子。
为民众带来真相的种子的人，却被扣上“造谣者”的帽子。李文亮不是英雄，但他很真实。他就是芸芸众生中那个没那么伟大但默默善良的一个普通人，所以当他逃不开命运的摆布我们才会更心痛！宋人苏洵曾说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时代发展到今天，还如此“想说不敢说，说了被追责”，该是多么的悲哀啊！
此时，柏拉图的声音又回响在耳畔：“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
世界不能只能容纳一种声音，任何人都应当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一个民族要想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有人曾撰文说：“如果一个社会容不下一本敢于说真话的书，容不下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甚至容不下一篇敢于批判现实的文章，那么它将在愚昧无知的沉睡者和自欺欺人的装睡者中沉沉死去。”
梦醒者的痛苦，恰恰在于他承受了那些沉睡者和装睡者以及所有人的痛苦。李文亮就像历史上诸多的先行者一样，他的呐喊声从一大群沉睡者和装睡者耳际掠过，但无济于事。
他虽然没有被一大群沉睡者和装睡者孤立，但却被警方叫过去“训诫”，还得违心地签下“明白”和“能”的保证；他虽然没有老死于荒村山野，但却病死在自己工作的医院。他和先行者一样，死不瞑目。
或许，那些沉睡者和装睡者天然是麻木的。伤疤还没好，就忘记了痛。
或许，他们简直就是奇葩。在他们的想象中，表面上的“岁月静好”、稳定和谐，比像李文亮一样的无数个普通人的生命安全更重要。
俄罗斯有一部叫《危楼愚夫》的电影，电影讲述了一个很好的隐喻：“大厦将倾是因为从根基到上层都出现了裂缝。群体性的罪恶首先从个体性的罪恶开始。最开始的时候有人腐败，有人沉默。当这份罪恶形成群体的合力时，一切的扭曲和恐怖就变成了理所当然。有群体负责让真相闭嘴，也有群体会很配合地住在将倾的大厦中。因为在一群猪面前，每天都是岁月静好。”所以尼基丁愤慨地告诉自私的妻子：“你难道不明白，我们在一起像猪一样生活，也会像猪一样死去，就是因为我们彼此谁都不是！”
沉睡者乃井底之蛙，其夜郎自大，固然可悲。但装睡者那种自欺欺人、自私自利的嘴脸，两面派的作风，尤其令人悲愤！
这样的装睡者，不因一个朝代的灭亡而消失，也不会因一次灾难而匿迹。比如郭嵩焘的副使刘锡鸿就是一个装睡者。他在英国见识过西方文明，私下里非常赞许，但他却密奏郭嵩焘“十宗罪”，处处维护中清王朝“天朝上国”的“尊严”。再比如这些年，国内一批批所谓的“反美斗士”，一边口中大骂特骂“老美”和西方，一边偷偷将自己的家人移民到他们“鄙夷”的国度。
不能说真话，说真话没有“好下场”，导致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说谎。
病毒并不可怕，说谎才可怕。
当谎言成为空气一般的存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劫难逃。这些天，媒体不断爆出“明明从疫区回来，却隐瞒行程，导致其他人跟着隔离”、“明知会传染却刻意隐瞒拒不配合，导致亲友和医护人员都深受其害”……类似情况不胜枚举，是政府没有通知到位吗，是法律没有明确要求吗？都不是，是无知，是侥幸，是麻木！
撒谎的代价有多大？我们现在都知道了，但也晚了。因为撒谎，我们所有人已经都在为这场人祸买单了。
我们真的需要反思，如何重塑诚实笃信之风。撒谎是会传染的。所以没有哪一种行为的代价，比撒谎更高。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曾这样说过美国：“你可以在所有时间欺骗部分人，也可以在一段时间欺骗所有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这是一个万劫不复的恶循环。一个谎言需要十个真相来掩饰，十个真相又需要制造更多的谎言来支持，就这样陷入欲罢不能永无休止的撒谎圆谎、防人之口、掩人耳目的怪圈。
那些谎话连篇的人，你们不害怕有一天当你们故去时，后人敬奉你们的，不是鲜花，而是口水。这一届民众智商已不同往日，阳光透明才能一呼百应、一扫阴暗。城市上空中弥漫着无数病毒颗粒，每个人都想看到黑蝙蝠背后的真相。
因为我们热爱这片土地，这片天空，这里血浓于水的每一个人。世独我无偶，愿将风月候。你知顺从非我，敬你敬我敬自由。
疫情面前，不仅仅缺少说真话的“李文亮”、“钟南山”们，还缺少有自主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清醒者”。有些部门一遇到事情，就先着急“洗白”，草率上纲上线；有些民众一听到什么“声音”，就像只“鹦鹉”一样趋言附和、人人云亦云，要么就是盲目跟风，添堵捣乱。
于当政者来说，对民众的“声音”，理应保持冷静和理性。因为爱这个国家，大家才会在意这个国家；因为爱这座城市，大家才会在意这座城市。
如果什么事情的发生和结果很恶劣，就应该彻查和处理。人都会犯错误的，部门也会，因为是人在工作。所以，调查清楚，赏罚分明，给人民一个清楚的来龙去脉，才是最好恢复公信力的方法。
如果一味的像“红袖标”一样强压着跟民众说话，你觉得他们会信服么？到处都是谣言，连权威媒体都在说话打脸，你觉得光靠喊口号和上纲上线还行么？其实，很多人愿意站出来说话，关心着身边的大事小情，正好说明他们爱着这个国家和这个地方的人们，正好说明还有很多人心是肉长的，有些人还有一腔热血。等民众都发展到漠视生命与不公的时候，我们伟大的祖国还有救吗？
“他们是忧国忧民的人，是有一定见解的人，是做对了的人，是应该保护的，应该赞扬的。”中国疾控首席科学家曾光如此评说李文亮等8个人。正是因为“李文亮”们是“忧国忧民，有见解”的人，才会有国家和人类的进步。
在疫情来临时，我们更应追求事实真相，查清病毒来源的罪魁。如果把应对突发事件的理论上的最标准、最正确、最科学的流程，姑且叫做“真理”的话，那么，就在12月30日那天，我们本来可以无限接近这个“真理”的。就在那个彼时彼刻，我们原本有机会改写命运，不至于泱泱大国如此狼狈不堪，不至于数百万人在除夕夜颠沛流离。但是有些人却把力量用在了处理李文亮等八名“造谣者”身上。
就连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如果早一点采取措施，疫情影响会更小”。“如果早一点决定，比如在1月12日左右就关闭离汉通道，效果可能会更好，疫情会有所缓解，对全国各地的影响会更小。”
如果当时社会公众因此产生警戒，基于当年对SARS的恐慌那样早早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也许疫情就能够稳定控制在局部范围内。
可惜已经发生的事，没有如果可言。疫情还在与日扩散，病患还在与日增添。
是侥幸和轻慢，让武汉和中国失去了改写命运的机会。疫情发生早期的武汉，真实的信息被人为压制，“大胆”放任病人出行，“大胆”放任疫情源头营业，“大胆”让关键易感人群不戴口罩以免引发公众恐慌。就在疫情已经引起全社会关注时，还敢派送免费旅游券让市民去登黄鹤楼，组织“万人宴”让四万家庭共吃团年饭。这些“大胆”的背后，难道不是侥幸心理作祟，不是对传染病防治规律的无知，对自身和他人健康风险的漠视吗？
还有那些草率表示“没有证据显示人传人”，轻言“可防可控”的官员和专家们，有没有拿出一种对人民负责的科学审慎态度？有没有做到信息透明，主动释疑，纾解民众情绪，缓解社会“心病”？早期把“避免形成社会恐慌”作为制定政策的优先考量时，有没有把尊重科学，尊重生命放在首位？
“高的人打破到黑暗，被黑暗吞噬，矮的人看热闹。当黑暗笼罩，无人幸免。”疫情防治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每一位社会成员都应当本着对自己和别人生命负责的态度，切不可图自己方便、为一己私利，违反防疫的各种规定，更不可有“哪那么容易被传染”的侥幸心态，因为“面对疫情，任何侥幸都可能夺人性命”。只有每个部门、每个岗位、每个人都心存敬畏，杜绝侥幸，我们才不至于辜负医护人员在一线的坚守。
唯其如此，他们的坚守才有意义，才有价值。
疫情当前，有些人还缺少一份良知、责任和担当。不论是在汹涌如潮的网络信息中，还是身边的真实世界里，在不断更新的疫情讯息裹挟下，有的医者疲于卖药、借机捞钱；有的专家工于名利、言而不实；有的教授无心研究、明哲保身，还有那些有时间潜心研究、醉心于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表“高质量论文”，却在这场对抗病毒的全民动员中，销声匿迹、默不作声的“院士们”，他们享受着高职称及高俸禄，享受着国家给予的各种津贴，却不务正业、不干人事。甚至有些官员早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抛在脑后，一心只想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当然，还有那些“心里装的只有钱”、趁机哄抬物价，大发昧心财的贪婪奸商……
“我愿在我的判断力所及的范围内，尽我的能力，遵守为病人谋利益的道德原则，并杜绝一切堕落及害人的行为。”每一位医学生，都有一门必修课——希波克拉底誓言。李文亮做到了，那些“高院士”“王专家”们呢？
有些人死了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有些人活着却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有些人尸位素餐，终被世人唾弃；有些人舍命逆行，最后成了英雄。李文亮医生乃一介基层医院的医生，却用自己的生命，为国人力挽狂澜，拯救苍生做出了巨大牺牲，最终倒在了真正的谎言面前，乃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他背负着“谣言”的处罚，仍然战斗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一线，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苍生！钟南山、李兰娟那么大年纪了，仍然忘我地抢救确诊患者的生命。他们敢于直言，他们诚实无畏，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他们和那些依旧拼尽生命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和那些不计个人利益倾尽所有的无私奉献者，均是国家和民族伟大的精魂所在。
有法律人士基于李文亮“屈辱的死”，呼吁废止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法规，建议“给新闻媒体以绝对的报道自由，给公民以除恶意捏造、诬告之外的绝对言论自由。建立说真话并且得以防止特别重大、重大、一般、轻微事故发生的奖励机制，建立对谣言的甄别和纠正机制。”他们还呼吁废除对谣言的惩处（包括法律、党纪、行政惩处）机制。
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无数失去的生命，血的教训可否警醒一些人做事实事求是一些，说话客观理性一些，活得清醒真实一些？自然和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已经够多了，我们需要的不是谁来拯救谁，而是自己拯救自己，只有自己认识到了问题才能救赎自己，谁敢保证以后没人吃野味，谁敢保证以后再有灾难发生时相关信息发布能够及时公开透明？谁敢保证以后另一个病毒出来不会再抓另“8个人”？只有人人互相监督，有报必查，查有反馈，反馈公开，增强执政能力，加大惩戒力度，才能兴我中华！
鲁迅曾说：“面具戴太久，就会长到脸上，再想揭下来，除非伤筋动骨扒皮。”现在说什么都于事无补，只希望我们的官员能放下自己的自私自利，为民族着想，为国家生计着想，为天下苍生着想，将改革进行到底。
现在，我们的祖国“病了”，我们的家乡“病了”，我们的城市“病了”……但这一切只是暂时的。虽然“治愈”的过程有些漫长，但我们相信终归会治愈的，这场新冠病毒疫情也一定能战胜！待到阳光和暖，冷风不燥，春风又将吹绿大江南北，阴霾一扫而光。彼时，百花绽放，人间尽是笑颜。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道者，不可令其困厄于荆棘。康德说：“只要你尽职尽责，人们都会由衷地对你尊敬。”李文亮医生，一路走好，天堂里没有新型冠状病毒，没有病痛，没有谣言，没有谎话，只有真善美。感谢您用生命发出的警报，愿天堂里没有训诫。相信我们的后代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一定会对您发出由衷的敬意。
祈愿李文亮的“哨声”成为消除愚昧和谎言的号角；希望“训诫”不再是一种让民众闭嘴的工具；但愿“口罩” 将成为一段历史的代言。
说真话的李文亮逝世了，永远闭上了他那张爱说真话的嘴。
我们熟识李文亮，是因为他作为最早被武汉方面公布的8名疫情”造谣者“之一；我们铭记李文亮，是因为他是波及全国的特大疫情的第一“吹哨人”。
为人的良知和医者的仁心，让他说出了曾被视作“谣言”的真话；肆虐的病毒和万恶的病魔，却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此时此刻，说了真话被“训诫”的李文亮，又让我们想起了2018年因为说真话而遭遇牢狱之灾的广州医生谭秦东，还有清朝末年那位说了真话却未得善终的谏臣郭嵩焘。
时代发展到今天，人们不禁要问：我亲爱的祖国，你究竟是哪里病了？
先来说一个自然界的现象。遇到危险时，鸟儿会突然振翅或发出尖锐的叫声，给同伴报警，喊众鸟一起飞离；猴子会发出跟平时不一样的声音，喊同伴快跑。这是亿万年演化出来的人类和其他动物的本能，是维持种群生存的重要天性之一。
而且，能发出警报的动物往往是族群中的优秀者。猴子发现危险，不会先汇报给猴头和逐级上报到猴王，研究论证：这次来的究竟是狮子、豹子还是老虎，是公还是母，我们要不要上树，确定好了再下达逃跑命令，因为来不及。
发警报的猴子就算哪次看错了：把山猫看成了豹子，也不会受罚，更不会发生一猴错报受罚，万猴点赞的蠢事。
在人间，因客观规律使然，在真相未显露之前，普通人的呐喊也是一种本能。但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类有时候比动物还要蠢。因为“吹哨人”每每一张口，不仅是微信被屏蔽、微博被封号，就是被“辟谣”，被公安训诫，面临牢狱之灾，甚至献出生命。
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是不是真的病了？
其实，环境没有生病，病的是人。社会上敢讲真话、实话的人少了，国家和社会自然就“病了”。
就像早期的新冠肺炎疫情，本来是一场可以控制的“小病”，却被那些不让说真话的人“导演”成了一场举世人祸。
鲁迅先生说：“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大难当头，中国从来不缺冷眼旁观者和“事后诸葛亮”，缺的是事前敢讲真话的人，事中实事求是的人，事后直视问题的人。
很多时候，当灾难和危险来临时，那些“沉睡者”和“装睡者”们，不仅自己心里“揣着明白装糊涂”不说，还把吹警哨的人称为“乌鸦嘴”。不是被“喝止”被封口，就是被惩罚，因为他们不喜欢预示危险的人，嫌弃警哨声太刺耳！
当“吹哨”的人不在了，人间才会猛醒，人间实际上是缺少有能力和愿意吹警哨的人的。有能力吹警哨、敢于在关键时刻向社会揭示真相的人，才是人间的“宝贝”，中国的脊梁。
当曾经的“谣言”变成如今的真相，某些部门不为当初的“辟谣”感到羞愧吗？若能拿辟谣的积极性去追求事实的真相，也不会有今天“八人封口九州闭户”的残酷现状。
这就是血的教训，不要逼得我们以后宁愿选择相信所谓的“谣言”，而去怀疑所谓的“辟谣”！
我们曾经害怕真相的代价，随着李文亮和数百条生命的逝去，现在最想问：“谎言的代价是什么?”也难怪李文亮去世后，数亿网民出离愤怒了。有的人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不知道能说些什么。”有的人干脆直接诅咒：“有些人应该活着却死了，有些人该死却活着。”
李文亮虽然付出了生命，但也没法阻止灾难。让人愤怒的是，除了可恶的病毒和病魔 ，李文亮也是死于一场人心的瘟疫，一场本来可以及时阻止的瘟疫。
让人愤怒的还有，“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
其实，嗟叹、哀伤、愤怒、绝望都不是这个时节需要的情感，冷静问责才是此刻应有的表达。把所有无能、无德的人赶出官场，把所有渎职、犯罪的人送进监狱，把所有杀人、害命的人送上刑场！这才是每一位有良知的人该做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一分一毫算个清清楚楚，世世代代引以为鉴！如此，英雄陨落又何妨？！死社稷而泽被后世矣！
在愤怒之余，我们更应该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个说了实话真话的人却遭到制裁、被某些部门的官员打压？以后出现类似重大问题还有人敢于站起来说话吗？待到风平浪静时，我们该不该反思谁之过？那些人模狗样的瞒报者坐在发言席上向公众通报疫情可控的人，该不该下地狱？那些置亿万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于不顾、一心却想着“钻研”和发表论文的所谓专家院士们，良心上会不会受到谴责？
这个社会的悲剧在于，掌握大众风向主导权的体制工作者中，明哲保身的人比追求真相的人多得多。
面对当前疫情态势和李文亮等八百多条鲜活生命的逝去，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最初这所谓的谣言被那些“官老爷”们重视起来，哪会有今天全国性的灾难？哪有那么多人被病痛折磨？哪有那么多失去亲人的痛？哪有那么多人被隔离惶惶不可终日？哪有那么多人有家不能回、日夜奋战在前线？
我们的祖国为此次灾难要承受多么大的经济损失？这个过谁来承担？李文亮走了，他走得可安心？谁来还他一个公道？那些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的官老爷儿，你们不该深思吗？！
而最大的悲哀是，即使到了现在广大民众也不敢表达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有人泣泪磋叹：“其实李文亮并不是英雄。面对警察的时候，他很害怕，担心影响前途，承认自己是‘造谣’，写下了‘明白’两个字。如果疫情没有爆发，他也不会再多说一个字！其实他也没有向公众大喊危险，只是偷偷告诉他的校友和亲朋，让他们小心。但为什么我们都伤心？因为这就是我们自己呀！我们面对强权会屈服，害怕警察找上门。不想做什么英雄，却总希望能保护身边的人，这才是最让人心痛的地方。”
网上曾有这样一个段子：小明：“如果我能穿越到一个多月前，一定能拯救这场灾难。”老师：“不。你会成为第九个造谣者！”现实中，这真不是一个段子。
为民众带来真相的种子的人，却被扣上“造谣者”的帽子。李文亮不是英雄，但他很真实。他就是芸芸众生中那个没那么伟大但默默善良的一个普通人，所以当他逃不开命运的摆布我们才会更心痛！宋人苏洵曾说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时代发展到今天，还如此“想说不敢说，说了被追责”，该是多么的悲哀啊！
此时，柏拉图的声音又回响在耳畔：“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
世界不能只能容纳一种声音，任何人都应当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一个民族要想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有人曾撰文说：“如果一个社会容不下一本敢于说真话的书，容不下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甚至容不下一篇敢于批判现实的文章，那么它将在愚昧无知的沉睡者和自欺欺人的装睡者中沉沉死去。”
梦醒者的痛苦，恰恰在于他承受了那些沉睡者和装睡者以及所有人的痛苦。李文亮就像历史上诸多的先行者一样，他的呐喊声从一大群沉睡者和装睡者耳际掠过，但无济于事。
他虽然没有被一大群沉睡者和装睡者孤立，但却被警方叫过去“训诫”，还得违心地签下“明白”和“能”的保证；他虽然没有老死于荒村山野，但却病死在自己工作的医院。他和先行者一样，死不瞑目。
或许，那些沉睡者和装睡者天然是麻木的。伤疤还没好，就忘记了痛。
或许，他们简直就是奇葩。在他们的想象中，表面上的“岁月静好”、稳定和谐，比像李文亮一样的无数个普通人的生命安全更重要。
俄罗斯有一部叫《危楼愚夫》的电影，电影讲述了一个很好的隐喻：“大厦将倾是因为从根基到上层都出现了裂缝。群体性的罪恶首先从个体性的罪恶开始。最开始的时候有人腐败，有人沉默。当这份罪恶形成群体的合力时，一切的扭曲和恐怖就变成了理所当然。有群体负责让真相闭嘴，也有群体会很配合地住在将倾的大厦中。因为在一群猪面前，每天都是岁月静好。”所以尼基丁愤慨地告诉自私的妻子：“你难道不明白，我们在一起像猪一样生活，也会像猪一样死去，就是因为我们彼此谁都不是！”
沉睡者乃井底之蛙，其夜郎自大，固然可悲。但装睡者那种自欺欺人、自私自利的嘴脸，两面派的作风，尤其令人悲愤！
这样的装睡者，不因一个朝代的灭亡而消失，也不会因一次灾难而匿迹。比如郭嵩焘的副使刘锡鸿就是一个装睡者。他在英国见识过西方文明，私下里非常赞许，但他却密奏郭嵩焘“十宗罪”，处处维护中清王朝“天朝上国”的“尊严”。再比如这些年，国内一批批所谓的“反美斗士”，一边口中大骂特骂“老美”和西方，一边偷偷将自己的家人移民到他们“鄙夷”的国度。
不能说真话，说真话没有“好下场”，导致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说谎。
病毒并不可怕，说谎才可怕。
当谎言成为空气一般的存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劫难逃。这些天，媒体不断爆出“明明从疫区回来，却隐瞒行程，导致其他人跟着隔离”、“明知会传染却刻意隐瞒拒不配合，导致亲友和医护人员都深受其害”……类似情况不胜枚举，是政府没有通知到位吗，是法律没有明确要求吗？都不是，是无知，是侥幸，是麻木！
撒谎的代价有多大？我们现在都知道了，但也晚了。因为撒谎，我们所有人已经都在为这场人祸买单了。
我们真的需要反思，如何重塑诚实笃信之风。撒谎是会传染的。所以没有哪一种行为的代价，比撒谎更高。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曾这样说过美国：“你可以在所有时间欺骗部分人，也可以在一段时间欺骗所有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这是一个万劫不复的恶循环。一个谎言需要十个真相来掩饰，十个真相又需要制造更多的谎言来支持，就这样陷入欲罢不能永无休止的撒谎圆谎、防人之口、掩人耳目的怪圈。
那些谎话连篇的人，你们不害怕有一天当你们故去时，后人敬奉你们的，不是鲜花，而是口水。这一届民众智商已不同往日，阳光透明才能一呼百应、一扫阴暗。城市上空中弥漫着无数病毒颗粒，每个人都想看到黑蝙蝠背后的真相。
因为我们热爱这片土地，这片天空，这里血浓于水的每一个人。世独我无偶，愿将风月候。你知顺从非我，敬你敬我敬自由。
疫情面前，不仅仅缺少说真话的“李文亮”、“钟南山”们，还缺少有自主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清醒者”。有些部门一遇到事情，就先着急“洗白”，草率上纲上线；有些民众一听到什么“声音”，就像只“鹦鹉”一样趋言附和、人人云亦云，要么就是盲目跟风，添堵捣乱。
于当政者来说，对民众的“声音”，理应保持冷静和理性。因为爱这个国家，大家才会在意这个国家；因为爱这座城市，大家才会在意这座城市。
如果什么事情的发生和结果很恶劣，就应该彻查和处理。人都会犯错误的，部门也会，因为是人在工作。所以，调查清楚，赏罚分明，给人民一个清楚的来龙去脉，才是最好恢复公信力的方法。
如果一味的像“红袖标”一样强压着跟民众说话，你觉得他们会信服么？到处都是谣言，连权威媒体都在说话打脸，你觉得光靠喊口号和上纲上线还行么？其实，很多人愿意站出来说话，关心着身边的大事小情，正好说明他们爱着这个国家和这个地方的人们，正好说明还有很多人心是肉长的，有些人还有一腔热血。等民众都发展到漠视生命与不公的时候，我们伟大的祖国还有救吗？
“他们是忧国忧民的人，是有一定见解的人，是做对了的人，是应该保护的，应该赞扬的。”中国疾控首席科学家曾光如此评说李文亮等8个人。正是因为“李文亮”们是“忧国忧民，有见解”的人，才会有国家和人类的进步。
在疫情来临时，我们更应追求事实真相，查清病毒来源的罪魁。如果把应对突发事件的理论上的最标准、最正确、最科学的流程，姑且叫做“真理”的话，那么，就在12月30日那天，我们本来可以无限接近这个“真理”的。就在那个彼时彼刻，我们原本有机会改写命运，不至于泱泱大国如此狼狈不堪，不至于数百万人在除夕夜颠沛流离。但是有些人却把力量用在了处理李文亮等八名“造谣者”身上。
就连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如果早一点采取措施，疫情影响会更小”。“如果早一点决定，比如在1月12日左右就关闭离汉通道，效果可能会更好，疫情会有所缓解，对全国各地的影响会更小。”
如果当时社会公众因此产生警戒，基于当年对SARS的恐慌那样早早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也许疫情就能够稳定控制在局部范围内。
可惜已经发生的事，没有如果可言。疫情还在与日扩散，病患还在与日增添。
是侥幸和轻慢，让武汉和中国失去了改写命运的机会。疫情发生早期的武汉，真实的信息被人为压制，“大胆”放任病人出行，“大胆”放任疫情源头营业，“大胆”让关键易感人群不戴口罩以免引发公众恐慌。就在疫情已经引起全社会关注时，还敢派送免费旅游券让市民去登黄鹤楼，组织“万人宴”让四万家庭共吃团年饭。这些“大胆”的背后，难道不是侥幸心理作祟，不是对传染病防治规律的无知，对自身和他人健康风险的漠视吗？
还有那些草率表示“没有证据显示人传人”，轻言“可防可控”的官员和专家们，有没有拿出一种对人民负责的科学审慎态度？有没有做到信息透明，主动释疑，纾解民众情绪，缓解社会“心病”？早期把“避免形成社会恐慌”作为制定政策的优先考量时，有没有把尊重科学，尊重生命放在首位？
“高的人打破到黑暗，被黑暗吞噬，矮的人看热闹。当黑暗笼罩，无人幸免。”疫情防治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每一位社会成员都应当本着对自己和别人生命负责的态度，切不可图自己方便、为一己私利，违反防疫的各种规定，更不可有“哪那么容易被传染”的侥幸心态，因为“面对疫情，任何侥幸都可能夺人性命”。只有每个部门、每个岗位、每个人都心存敬畏，杜绝侥幸，我们才不至于辜负医护人员在一线的坚守。
唯其如此，他们的坚守才有意义，才有价值。
疫情当前，有些人还缺少一份良知、责任和担当。不论是在汹涌如潮的网络信息中，还是身边的真实世界里，在不断更新的疫情讯息裹挟下，有的医者疲于卖药、借机捞钱；有的专家工于名利、言而不实；有的教授无心研究、明哲保身，还有那些有时间潜心研究、醉心于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表“高质量论文”，却在这场对抗病毒的全民动员中，销声匿迹、默不作声的“院士们”，他们享受着高职称及高俸禄，享受着国家给予的各种津贴，却不务正业、不干人事。甚至有些官员早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抛在脑后，一心只想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当然，还有那些“心里装的只有钱”、趁机哄抬物价，大发昧心财的贪婪奸商……
“我愿在我的判断力所及的范围内，尽我的能力，遵守为病人谋利益的道德原则，并杜绝一切堕落及害人的行为。”每一位医学生，都有一门必修课——希波克拉底誓言。李文亮做到了，那些“高院士”“王专家”们呢？
有些人死了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有些人活着却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有些人尸位素餐，终被世人唾弃；有些人舍命逆行，最后成了英雄。李文亮医生乃一介基层医院的医生，却用自己的生命，为国人力挽狂澜，拯救苍生做出了巨大牺牲，最终倒在了真正的谎言面前，乃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他背负着“谣言”的处罚，仍然战斗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一线，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苍生！钟南山、李兰娟那么大年纪了，仍然忘我地抢救确诊患者的生命。他们敢于直言，他们诚实无畏，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他们和那些依旧拼尽生命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和那些不计个人利益倾尽所有的无私奉献者，均是国家和民族伟大的精魂所在。
有法律人士基于李文亮“屈辱的死”，呼吁废止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法规，建议“给新闻媒体以绝对的报道自由，给公民以除恶意捏造、诬告之外的绝对言论自由。建立说真话并且得以防止特别重大、重大、一般、轻微事故发生的奖励机制，建立对谣言的甄别和纠正机制。”他们还呼吁废除对谣言的惩处（包括法律、党纪、行政惩处）机制。
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无数失去的生命，血的教训可否警醒一些人做事实事求是一些，说话客观理性一些，活得清醒真实一些？自然和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已经够多了，我们需要的不是谁来拯救谁，而是自己拯救自己，只有自己认识到了问题才能救赎自己，谁敢保证以后没人吃野味，谁敢保证以后再有灾难发生时相关信息发布能够及时公开透明？谁敢保证以后另一个病毒出来不会再抓另“8个人”？只有人人互相监督，有报必查，查有反馈，反馈公开，增强执政能力，加大惩戒力度，才能兴我中华！
鲁迅曾说：“面具戴太久，就会长到脸上，再想揭下来，除非伤筋动骨扒皮。”现在说什么都于事无补，只希望我们的官员能放下自己的自私自利，为民族着想，为国家生计着想，为天下苍生着想，将改革进行到底。
现在，我们的祖国“病了”，我们的家乡“病了”，我们的城市“病了”……但这一切只是暂时的。虽然“治愈”的过程有些漫长，但我们相信终归会治愈的，这场新冠病毒疫情也一定能战胜！待到阳光和暖，冷风不燥，春风又将吹绿大江南北，阴霾一扫而光。彼时，百花绽放，人间尽是笑颜。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道者，不可令其困厄于荆棘。康德说：“只要你尽职尽责，人们都会由衷地对你尊敬。”李文亮医生，一路走好，天堂里没有新型冠状病毒，没有病痛，没有谣言，没有谎话，只有真善美。感谢您用生命发出的警报，愿天堂里没有训诫。相信我们的后代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一定会对您发出由衷的敬意。
祈愿李文亮的“哨声”成为消除愚昧和谎言的号角；希望“训诫”不再是一种让民众闭嘴的工具；但愿“口罩” 将成为一段历史的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