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鸟的歌吟与使命——读罗德远诗集《黑蚂蚁》
■ 艾华林（湖南）
我开始接触打工诗歌时，打工文学热已持续多年。彼时，谢湘南、郑小琼、王十月、徐东等众多优秀的打工文学创作者，已通过写作完成了身份转换与阶层跨越，成为万千打工者学习的榜样与追梦的方向。那时，我尚因不满现状，开启频繁跳槽与失业的循环模式，疲于奔命地往返湘粤，候鸟般找不到安身立命的落脚点与心灵归宿，常常心生愤恚与倦意。直到一天夜深人静，偶有灵感，在“车辆出入登记表”上写下一些反映打工生活与心灵苦闷的诗句，灵魂竟然奇迹般安静下来。
真正接触打工诗歌，缘于我在深圳汇利五金厂做保安时，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学报道，其中有罗德远、许强、徐非等人创办《打工诗人》报的介绍。不久，当我所写的那些宣泄情感的粗浅文字，在《打工诗人》报发表后，我确定我写的那些分行文字就是现代新诗，内心激起的涟漪像巨石投进平静湖面，久久难以平复。就在我怀着狂热的创作激情，走上打工人书写打工生活的文学之旅时，已然有许多“候鸟”开始有使命意识地觉醒与歌吟了。
在我认识的众多打工诗人中，从四川泸州最初远翔到广东惠州打工的“候鸟”——罗德远，就是这个群体中最早觉醒的一员。
在离川来粤之前，二十岁出头的罗德远是家乡当年最年轻的一名村干部，并且还和同乡徐非一起创办文学社社刊《荒原星》，冀望用文字冲破命运的藩篱。当时领着不及打工者一个月奖金的罗德远，在无法满足其田园生活的诗意想象时，毅然决然地加入南下打工的时代洪流。身处现代化都市的喧嚣里，作为“一缕来自乡村的风”，罗德远始终保持着淳朴而清醒的人文素质。他在一首名为《2月14日想起草莓》的诗里，写下这样的句子：“喧嚣的现代都市街头/涂脂抹粉的现代爱情/又开始漂泊和寻找//……乡村泥土的芳香/曾以纯洁的诗句/喂养一个乡村少年的清贫/那时节，没有哪朵花愿意/为一个贫穷的少年爱诗者绽放”（《2月14日想起草莓》第一，二节）。就创作的时间节点而言，罗德远写这首诗时已远离乡村多年，他表达的情感与心境，有新奇，有迷惘，有反省，也有坚持，这是打工诗人内心深处的意识觉醒与开悟。作为在社会底层努力打拼，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追梦人来说，有着强烈希望表达自己生活图景与精神苦闷的心理诉求。打工文学最初的生长土壤，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心理诉求中激进而疯狂地勃发。
那时的打工文学，因简单粗粝的情绪宣泄，被一些论者讥讽为难登大雅之堂的草根文学。但我以为，不那么精准优雅的文字语言所呈现出来的特质，恰恰是质朴鲜活、充满生机与力量的催人奋进的文学。“南方出租屋 充满悬念的青春故事//……我与几位外省男女青年/居住在简陋的大铺/白天分别乘坐公交外出/收获各自不同的尴尬与激情//……时时梦想成为/大腕明星或广告人/一夜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让生活浪漫而富有诗情”。读到罗德远这首《生存方式》，感受作者身处困顿时的自嘲调侃，让我想起初到深圳银湖汽车站的那个夜晚，蜷缩于一家酒店角落的我被蚊子叮咬得满身是包，但并不觉得惶恐与不安，反而有一种“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感觉。
南下之初，忘掉村干部的身份，藏起作协会员证的罗德远，成为惠州斜下康惠电视机厂的一名普通仓管，没有人知道他曾经的身份与特长。直到这位从事过建筑工作、肯下苦力的年轻人，将他对人生的思考与内心的愁苦幻化成一首首意境优美的诗作，在国内很多重量级报刊发表，他的命运开始蜕变。在《每位低处写诗者都应加冕》这首诗里，我们看到一位勇敢的候鸟，剖析卑微的灵魂、倾诉衷肠，即使是一株低矮的草，也从未在思想上放弃过茁壮的生长。他将那些关于贫穷与饥馑的呐喊，以及流淌在内心深处的诗情画意化作浩然长叹与赞歌，散落在如歌似诉的文字里。
“逃离月光的家园/远走在南方以南/我成为一只候鸟/与漂泊的时光搏杀/在写意的手掌修改命运/那些曲折迂回的前进历程/是我一生的末路穷途”（《岁月如歌》第一节）诗文一开篇，诗人罗德远虽然用“逃离”来形容自己离开家乡的无力心境，但在这首充满诗意回味的作品里，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诗人的浪漫气息与乐观天真的心性。正如诗人在诗里抒写，“行走在陡峭的打工石阶/还在寻找正直的走向”。寻找、攀登，也许是人生两个重要的课题，诗人赋予他想象的翅膀与奔跑的勇气。这也是候鸟们诗意歌吟的价值与意义之所在。
我读过罗德远多部诗文集，我发现他的简介里从未遗忘过远翔的笔名，大概他自诩为候鸟吧。在罗德远的代表性著作《黑蚂蚁》里，我们看到在南方工业生活的现场，作为远翔的候鸟与生活在低处的黑蚂蚁，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笨拙与卑微，还有坚韧与勇敢。即使在候鸟与蚂蚁们最孤独、最无助、最彷徨时叩问青春与命运，这缕来自乡村的风，依然葆有乡民的淳朴与天真。所以，诗人乐观地表示我“从未与生活为敌”，我“从未被生活打败”过。在流水线上打过螺丝、喷过漆、剪过线头、贴过标签等工作的人，一定知道那种简单重复的日子，是多么的枯燥与无趣，很多人的青春与梦想就这样付诸于流水线，但却总有一些不甘沉沦的勇敢追梦人，如流水线上的女工郑小琼、蓝紫、邬霞，仓库里的保管员罗德远、艾乌等，他们借此开启灵魂的觉醒之旅，成为著名的打工诗人、作家。
朱光潜先生在《谈美》里说，生活中并非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他还说，在天气晴朗，万物可爱，把宇宙看成是有感情的，你已经是个诗人了。由此可见，我们的打工日子无论多么枯燥无趣，只要拥有发现美、感受美的能力，你不一定能成为一位诗人，但一定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灵魂高尚的人。所以，在南方工业生活的场域，我们看到一位还算浪漫的诗人，“晚上十一点三十分时/在忙碌了一天的情况下/正用1.8米身高的‘海拔’加速度/在广州深夜里奔跑着/追赶一辆末班公交车”的情景（《在广州的深夜里奔跑》）。当打工诗人罗德远将这样的生活形态付诸文字，我感受到的是生活在低处打拼的奔跑者形象，心灵受到的震撼是无以复加的酸楚与感动。这让我想起20世纪90年代初，在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文化站创办手抄复印报《加班报》出现的经典名句：“白天我们为老板加班，晚上我们为命运加班。”那种本真的诉求与近乎原始的蛮横，以这样简单直白的方式宣泄出来，显得特别生动与鲜活。
2001年5月31日，罗德远在《打工诗人》创刊号上执笔写下“一个特殊时代的歌者”的呐喊，在工业生活的前沿阵地上，扛起了一面“与命运抗争的旗帜”，冀望“用苦难的青春写下真实与梦想，为漂泊的青春作证”的宣言。在诗集《黑蚂蚁》中，这种有力的呼喊与发聋振聩的声音，时常出现在罗德远的诗歌文本里。比如：“大片卑微的青春赤足在泥泞的大地/成群结队的根坚持自己的歌唱呐喊。”（《在生活的低处》）；“外省女子，方言纯朴/心灵的暗香已被南方的风/席卷而去/一些洁白柔肠栖息我的笔端/你们逐渐萧瑟的花季/于我笔下发出一片惊籁的呼喊。”（《外省女子》）；“企图将装入行囊的诗情/双手捧出…”“奢想为漂泊的岁月重新定义/而天涯折叠/我的自言自述/已无法为那些失散的青春/一一作证”“一个个城市奔跑的影子/汇集成这些/悲欣交集的诗行。”（《城里或乡村的月光》）；“低矮的河床/逼仄的街巷/你曾求助地喊着一些人的名字/直至喊得内心潮湿”（《伸出双手寻找温暖》）。像这些充满强烈倾诉欲的情感宣泄和欲为青春、时代作证而歌吟的诗行，是罗德远在打工现场写得最深情最痛楚的切身体验与心灵感悟，也是最贴近打工生活的厚重之作。
读罗德远的诗，我们发现作为一个逃离家园与远翔的候鸟，其对故土亲人的回望，让他的文字无法从现实的大地抽离，诗人的乡土性与打工诗歌的粗粝时有交互。如《我胸前的四川省》《病里还乡》《别惠州》《怀念一个叫斜下的地方》《每棵迟菜心都是我的故乡》等，正是罗德远在打工诗文里宣泄人生际遇心绪之余的重温亲情故土的温柔歌吟，也是其诗意抒写中最温暖人感动人的魅力所在。
通读罗德远的诗集《黑蚂蚁》，我们发现不论是远翔的候鸟，还是蜗行的黑蚂蚁，习惯匍匐与习惯仰望的都是同一批人，而他们把微弱的触须伸出去感知岁月，是为了寻找生活的慰藉与温暖。2012年，《南方日报》记者张仁望在对打工诗人的采写时，用笔者的诗句“在深圳寻找一个温暖的词”进行报道。那时，在深圳君兰电子厂的仓库里写下寻找温暖的诗句时，我感觉到了现实的冷酷与无情，有种透心凉的寒意让人心灰意冷，幸好诗歌在我心里发了芽，让我感受到了春风的抚慰与阳光的温暖。“我慢吞吞走路是在寻找/舒展双腿/我要踢开黏滞的土地/站立起来/会发出旷世惊奇的呼喊。”（《黑蚂蚁》）。那时，当我读到罗德远的这些诗句，我的眼睛是潮湿的，我看见一群有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的打工诗人、作家，勇敢站在时代的前沿振臂高呼与有力呐喊。
作为打工诗人领军人物的罗德远，无疑是时代的幸运儿，他拥有诗人的天赋才华，更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意识与担当精神。罗德远在与同仁们创办《打工诗人》，挖掘培养打工文学新生力量的同时，连续多年编选中国打工诗歌年度精选集，有力推动了打工诗歌的发展。籍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他还联合“打工文学”期刊领头羊《佛山文艺》，精心编选《中国打工诗歌四十年精选》，及时收集、梳理中国打工诗歌的珍贵文本和发展历程，为中国改革开放留下一个特殊群体独特的生存精神史料，这正是罗德远候鸟式歌吟的使命与担当的生动写照。
